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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最后的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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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78年2月春节后,父亲一直感到身体不适,吃饭下咽困难,随即到长治市职工医院检查,经张医生透视诊断为食道癌晚期。尔后到专医院,医生看了片子,答案是一致的。这期间我们一直瞒着老人,随即我和四妹陪同父亲前往北京检查治疗,住在北京二妹兴荣家。当时,二妹在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任职,二妹托人找到301医院对父亲进行检查,诊断结果也同样如此。几天后开始化疗、烤电等。十几天后(两个疗程),我返回长治,四妹继续留京陪伴。

    当时父亲身体情绪各方面都好。每天中午还思想着喝点酒,买点肉、灌肠等食品,二妹也时常到总后食堂端点好菜回来。

    两个月后(5月份)父亲身体好转返回长治。在那一段时间,父亲情绪很好,每天早上到北郊公园转一圈,挖回几株花草栽上。白天逗孙子大广玩一阵子(刚一岁),时不时还抱抱,非常亲热。

    大概有一两个星期,父亲非要上班,于是又上了几个月班。不知什么原因(可能是调工资或者其他原因吧)和别人怄了气,身体又不行了,于是在11月初二次赴京治疗。临走前还特意到我岳母家看了自己的两个孙子——一岁半的大广和刚出生13天的二广。

    这次看病由母亲陪着,仍在301医院治疗。医生的意见不能再电疗了,吃了一段药,好了点不大疼了,这时父亲早已知道了自己得的病。正好妻子的本家大哥松水到北京为他女儿看病,回来说我父亲病痊愈了,就是有点咳嗽、低烧。我不大相信。实际上,这只是个表面。

    12月中旬,我到天津、上海等地出差,路过北京看了正在住院的父亲,觉得还不太要紧。

    在天津办完事后我便赶到上海,靠二妹的关系,住进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招待所(黄浦路)。大概一个多星期、上海的事情将要办完时,二妹来电话说父亲病重,我马上返京,在天津又办了一天单位的事情,到北京已是12月28日了。

    这时,父亲已经出院住在二妹家,一直发高烧、巨痛,情绪非常低落。第二天(12月29日)我们到301医院,医生已没办法,那一段时间只能靠止痛针剂(杜冷丁)抑制。情况十分危急,我觉得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。

    当天晚上,凭着二妹在总后勤部开的一纸介绍信,我在北京火车站军代表处硬磨到三张次日晚(12月30日)北京——西安的火车快车卧铺票,回到二妹家已是晚上12点多了。

    知道我买到了车票,躺在外间床上的父亲很不高兴,马上把脸扭到里面,什么话也不说。我知道父亲是多么想把病看好了再回家啊。当晚,病痛又发作了两次。

    第二天(12月30日),医生来家给父亲打了两次止痛针,晚上临走前又打了一针,另外医生还给带了几支,以便回家后备用。二妹叫了部队吉普车,我和二妹夫把父亲弄上车安顿好,汽车便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一路飞驰赶到火车站,并从专门通道直接开进站台停在最后一节卧铺车厢门前。上了车,安排好父亲,妹夫下车后,列车启动了。那天晚上,二妹因身体累赘未能到车站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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