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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一十一章 国策【求月票!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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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
    奉天殿内,姜星火并没有急着解释这几个名词的意思,而是认真看向殿内的高官们。

    “任何变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,脱离实际情况去分析总结经验教训,就如同刻舟求剑一般,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么请问诸位,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?这两个针对国内市场的法,基础是什么?只有搞明白这两个问题,我们才能以史为鉴,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变革国内商业,还是说继续在国内保持重农抑商的政策.海禁的解除与海外贸易的开放,与国内的商业政策并非是捆绑的,如果没有必要性,那么大明国内完全可以如黄尚书所说,继续保持重农抑商的现行政策。”

    姜星火的退步,让黄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或者说,黄福对姜星火如此自信,颇为不解。

    【海外贸易】+【重农抑商】的国策组合是否可行?

    当然是可行的,对外贸易不代表让国内也充分贸易,虽然有点奇怪,但在短时间内,无疑是能保持住双轨制的。

    当然了,如果时间线拉长,那么这种双轨制定然是不可行的,因为海外贸易的充分展开必然会带动国内贸易,到时候重农抑商就维持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因此虽然姜星火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让步,但黄福并不觉得姜星火是真的在为了顺利推行变法而做出妥协,反而是某种胸有成竹的表现。

    这时候反倒是魏国公徐辉祖开口答道:“王安石变法,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,基础应该是北宋国策,这点臣读史之时,倒是有些心得。”

    “喔?”

    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这位马上要滚蛋去北边的国公,问道:“魏国公有见解,不妨仔细说说。”

    这就是打算让武臣也发言一下了,毕竟刚才都是六部尚书在发言,而在明初这个时间节点上,其实武臣勋贵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话语权,是不弱于、甚至可以说超过文官集团的。

    “臣斗胆。”

    被皇帝允许后,徐辉祖自然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态度来,毕竟他和朱棣这个妹夫的关系可说不上好

    徐辉祖站起身来拱手行礼,随即侃侃而谈:“臣以为,王安石变法的根本,都在于北宋政权推动的‘不立田制’与‘不抑兼并’两大国策。在宋朝以前,便如夏尚书所言,静态的理财术,无非是‘整顿’和‘节流’这两个手段,而其中的‘整顿’,便是清查田亩,调整田制,然而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的两税法制度,国家收税收的是田地的税,而具体某一块田地归谁,国家并不在乎这一点,对于国家来说,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时足额缴税,那么爱归谁归谁正因如此,北宋干脆彻底放开了田地交易的限制,不再确立某种类似于井田制、均田制之类的制度来维持税基,而是完全按田收税,不在乎田地性质和归属。”

    “如此一来,田地其实就成了一样商品?”朱棣似乎明白了过来。

    “便是如此。”

    徐辉祖继续道:“田地成了合法商品,而田地买卖就变得频繁了起来,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,完全地依附于田地,这样一来田地上农作物也跟着开始变成了商品,什么农作物在市场上卖得好,田地的主人就会种植什么,而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础若是在北宋以前,一块田地种什么,经常是几代人都不变的,如果不遭灾,很容易产生储备,北宋以后,农人则经常会考虑更换田地里的农作物,而一旦赔本,下一年购置种子就会捉襟见肘。”

    朱棣又get了一个新知识点。

    他也读过史书,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与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关系,想都没往哪里想,如今仔细想来倒是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北宋以前就没人搞青苗法?若是说常平仓,但常平仓是直接放粮食调节的,也就是所谓的“贵量减市价粜,遇贱量增市价籴”,并非是以货币形式,也就是“青苗钱”来放贷。

    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麦或者水稻的种子,直接放种子就好了,何苦还要让百姓拿着钱再去买小麦和水稻种子呢?

    答案自然是随着田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,田地里的农作物开始追求经济利益,不一定都种小麦、水稻等主食了,而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来种植,所以才需要钱来买,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种子。

    否则的话,青苗法难道真的是因为北宋就这么倒霉,年年灾害,年年百姓青黄不接,都得向人借钱?

    “市易法呢?”

    这时候魏国公徐辉祖反而不说话了,曹国公李景隆接过话来:“市易法的根子,其实也在北宋国策上,只不过不是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的国策,而是‘四民皆本’。”

    在场一共四名五军都督府的武臣,也是未来的上将们,但显然,上将之间亦有差距。

    淇国公丘福和成国公朱能,虽然打仗可能会比曹国公、魏国公厉害,但在其他方面,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了.靖难勋贵里95%都是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实战派,四年前丘福是千户、朱能是副千户,没有靖难这档子事,他俩一辈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,更遑论进五军都督府了。

    所以指望他们能有多少文化造诣,那实在是难为人了,这东西对于武臣来说,没有两代人是养不出来的.当然了,如果养出来了,对武臣来说也未必是好事,因为武臣的本职工作就是打仗,而培养文化素质,第二代人或许还能打,到了第三代,基本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
    毕竟,文武双全也太难为人了。

    这种议论国家大政的场合,谁没文化谁尴尬,反正李景隆是不尴尬的。

    李景隆继续说道:“所谓四民皆本,便是说古有四民:曰士、曰农、曰工、曰商。士勤于学业,则可以即爵禄;农勤于田亩,则可以聚稼穑;工勤于技巧,则可以易衣食;商勤于贸易,则可以积财货.此四者,皆百姓之本业,自生民以来,未有能易之者也,若能其一,则仰以事父母,俯以育妻子,而终身之事毕矣。”

    “北宋取消了过去之前延续了上千年的、对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视,也取消了坊市制度,商人可以在市场里的任意时间进行交易,只要给国家交税就行,这就造成了北宋商业的高度繁华。”

    “当然了,为了收税,北宋制定了严格的律法,不允许对商人进行勒索,北宋的商业环境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,不仅有专门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场,而且禁止缺斤短两,每个市场都有统一的度量衡参考,并且官府保护私产。”

    这时大皇子朱高炽插话道:“元初有学者马端临曾言:古人之立法,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;宋人之立法,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。”

    “那北宋朝廷为了分商贾之利,想来商税一定很重?”三皇子朱高燧也问道。

    “非也。”

    理财专家、户部尚书夏原吉解答道:“大明是3%,北宋是5%。”

    “拉弗曲线。”

    半天没说话的姜星火忽然道。

    “拉什么弗?”

    “拉弗曲线”,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,在姜星火前世,由美国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·拉弗提出,并且作为美伶宗里根的经济顾问,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,里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之一,就是减税这一招,非常管用。

    通俗的说,拉弗曲线描绘了国家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,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,提高税率能增加国家税收收入,但超过这一限度时,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.听起来很奇怪,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。

    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,使税基减小,税收收入下降;反之,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,扩大税基,税收收入增加。

    所以在某些情况下,想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,课以重税并非是一个好选择,相反,降低税率反而会起到刺激经济活跃,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。

    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大概解释了一下“拉弗曲线”的道理,让刚才脑子里只有【加税、加税、超级加倍!】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,原来拔毛不是越狠越好,得细水长流。

    “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,便是因为北宋的商业足够发达,商人足够多,交易量足够大,就如同青苗法一样,北宋的两条国策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、‘四民皆本’,才是根源所在。”

    “大明有这个基础吗?”

    答案是显而易见的,当然没有!

    田地制度上,大明实行鱼鳞册、黄册的“双册”制度;商业政策上,大明执行严格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。

    这两种政策,几乎是与北宋截然相反的。

    朱棣问道:“那国师以为,大明同样也要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、‘四民皆本’吗?”

    听闻此言,就连一直默默地当隐形人的内阁众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,认真以待。

    “不能!”

    姜星火严肃地答道:“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变法,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样本,而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,田地制度绝对不能贸然改变!”

    听到这句话,内阁众人松了口气,黄福、蹇义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。

    鱼鳞册、黄册的“双册”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,但却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,如果这都要改,那显然是天都得塌了。

    “姜星火虽不算老成谋国,但这一点倒还稳重。”兵部尚书茹瑺看着姜星火,心头暗暗道。

    虽然他是跟着皇帝的态度走的,但茹瑺的心里并不是特别地支持变法,在茹瑺看来,不胡乱折腾就是最好的,如果姜星火连田地制度都打算动,那就是真的动摇国本的事情了,哪怕是茹瑺,也不得不违背皇帝的态度直言劝谏。

    听到不动田地制度,朱棣也很满意。

    别的都好说,动摇不了国家根本,但田地制度这种东西闹不好,是真的会搞的江山倾覆的.王莽的例子还不够鲜活吗?

    “但四民皆本,却是要以加以借鉴的,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了刚才说的第二要务,也就是通过对市场的挖掘来获得经济收入,充分活跃国内市场。”

    姜星火顿了顿才继续说道:“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我们的变法,核心目标就是快速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,并且最好是不留隐患地改善.那么天下田地总量有限就意味着农业税有限,大明每年能收上来的农业税是一定的,所以我们要看向商业能为国家提供的税收,也就是国内商税和海外贸易,海外贸易方才已经分析过了,姜某要说的,便是我们如何吸收王安石变法在商业上政策失败的教训,以及王安石到底失败在了哪里,我们要怎么做,才能让商业上的变法成功,从而让国家的财政实现快速增长。”

    姜星火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大明财政快速增长,让朱棣有花不完的钱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业,事实上,不知不觉间,姜星火已经把邪龙破壳而出的最重要条件深埋了下来。

    “方才说了,王安石的方向是对的,确实要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,国家要用动态的理财术但王安石选择的路是错的,因为有几样活跃市场的东西他不懂,也就是我所说的产权基础、中央银行、商业钱庄、公司制。”

    “产权基础是什么?”朱高煦适时问道。

    “商业交易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?”姜星火反问道。

    “公平交易?”

    “不。”

    姜星火摇了摇头,说道:“最重要的条件是——财产私有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你的财产随时可能会被剥夺,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,又有什么用的?或许下一瞬间,你的财产就不是伱的了。”

    这里要说的是,姜星火最想实现的,当然不是财产私有,而是相反的一条路,但基于目前15世纪的具体时代条件而言,显然是先搞财产私有,把邪龙孵化出来更为靠谱一点,毕竟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嘛。

    但是这一点,却并不算出乎意料地引来了一片沉默。

    原因也很简单,这一个名义的问题。

    从名义上讲,在封建皇权时代,“朕即国家”。

    整个大明的一切,从法理层面,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,个人不存在私产。

    皇帝一般不会派人冲进你家,把你的家里的财产充公,但皇帝毫无疑问有随时、随地、随意、随人地行使这样权力的法理依据,这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的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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