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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八十二章 六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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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攻破最容易。

    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,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“古今王霸义利”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,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.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,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。

    姜星火笑道:“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,就说这读书一事,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,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,要简单多少?我看未必!而既然六经繁杂,百思未必能通,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。”

    曹端的粗眉微皱,开口问道:“通经致用,又是怎么个说法?”

    “自然是由朝廷出钱,延请大儒,修订六经之注,以为后世准则。”

    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,但这话一出,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。

    为什么?

    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,就说这件事,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?

    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!

    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!

    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,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。

    他对于儒学的理解,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,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,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,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?《四书集注》。

    《四书集注》全称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是朱熹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做的批注,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,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,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,在眼下的大明,地位很高。

    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,都能明白,“六经”是高于“四书”的,更何况四书里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本不是经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一开始更仅仅只是《小戴礼记》中的两篇。

    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?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,“河南程夫子之教人,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言,然后及乎六经”,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“熟饭”,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,而六经则是“打禾为饭”,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.在理学的演进中,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,朱熹承认这一点,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,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。

    《四书集注》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,因此,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《四书集注》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,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,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,那也是扯淡,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“故愚谓《朱子语类》与《四书》异者,当以《朱子语类》为正,而论难往复,《四书》所未及者,当以《朱子语类》为助”,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。

    给六经做注,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,工作量更大,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。

    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,但六经这种体量,涉及到考据、对比、研究,就跟修《永乐大典》是一个概念,没有国家出大钱,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,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
    一个人,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,想都不要想。

    而参与这件事,哪怕是挂个名,那都是跟修《资治通鉴》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。

    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,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。

    “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。”孔希路言简意赅道。

    六经当然不好注,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?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!

    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,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。

    “通经致用嘛,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。”

    “第一个方面,是经学义法,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,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,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,以资时下取法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个方面,则是治经之法,也就是治学方法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,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,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?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。

    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,但听闻此言,还是颔首道:“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,实际上,若是儒学是一本书,六经就是大纲,儒学若是一棵树,六经就是根本,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,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,若是正经研究经学,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,探骊得珠,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,迎刃而开也。”

    “便是这个道理了。”姜星火趁热打铁道,“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,而《六经》同出一源,其宗旨、大义、礼制,皆相同,而其体制、文字,则诸经各自不同.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,又有什么不同呢?难道做学问,不找主要的骨头,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?”

    曹端有所触动,但仅仅是这些的话,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,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,同样存在着风险。

    他们必须搞明白,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,到底要做什么。

    而这里面的关键,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,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“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”。

    嗯,燕国地图铺了半天,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。

    姜星火口中的“制度”,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。

    事实上,按朱熹的理解,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,一共有两类,其中《周礼》为一类,即“礼之纲领”,而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则是另一类,即“仪法度数”。

    看起来很奇怪吗?为什么都是礼仪?

    这并不难理解,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?

    在封建王朝时期,礼仪是社会活动、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,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,二者互为表里,礼仪就是制度,制度就是礼仪。

    而义理和制度之间,联系同样非常密切。

    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,这种大事,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,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,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,哪怕是他,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,同样也是心里没底。

    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,缓缓说道:“盖制度者,经史之枢纽,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,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,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,毕竟就算《春秋》微言大义,可说穿了,还是以著书谨祸乱、辨存亡,六经都是如此,所有安危祸福,旧说多阙,今悉采备,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。”

    经史子集,经在最前面,而其言爵禄,则职官志也;其言封建九州,则地理志也;其言国用,则食货志也;其言司寇,则刑法志也;其言四夷,则外夷诸传也.这些东西归根结底,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。

    “可是,要从何处立意呢?”

    这个疑问,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。

    是啊,从何处破题立意呢?这可不是科举考试,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,给六经做注,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,反思过去的制度,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,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,是绝对不行的。

    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,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,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,给当权者捧臭脚,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。

    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,可这荣耀背后,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。

    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,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、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。

    姜星火指着孔希路,说道。

    “孔子,两个孔子。”

    (本章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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